澳大利亚火灾肆虐,考拉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在这次澳洲大火中被列入受害清单头名的考拉，在澳大利亚火灾生态中也并不是一个完全无能为力的角色。

考拉不能像一些行动迅捷的动物那样逃离火场，一片桉树林火灾必然会对生活在这里的考拉种群带来很大影响，但考拉选择桉树林其实也是一种理性的策略：桉树油有毒，这使得大多数和考拉有潜在竞争关系的生物对桉树避之不及，考拉相当于独占了桉树林的生态位，而在火灾中愈发兴盛的桉树林在快速恢复后对考拉的承载能力也在增大，附近林地中的考拉扩散到重生的桉树林中，也会发展出更壮大的种群规模。

化石证据显示，早期考拉生活在雨林中，但中新世时期的澳大利亚逐渐变干，桉树林逐渐取代雨林，一支适应桉树林环境的考拉也随之兴盛，并最终在距今10万年前达到顶峰。

之后，澳大利亚土著的到来给许多大型本土生物带来灭顶之灾，但考拉种群在经历快速下滑后，还是在一个较高的位置稳定下来。这很可能和土著人不断放火烧林导致桉树林面积越来越大、考拉虽然需要面临土著的猎捕，却也又因为桉树林的扩大而弥补了这部分损失有关系。

而极端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影响也让火灾的频率和强度激增，这也剥夺了考拉恢复种群所需要的时间。但要清楚的是，导致这些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的压力，而非桉树林火灾本身。

也就是说，虽然澳大利亚联邦犯罪调查局认为今天的澳大利亚森林火灾中的6成与人为活动有关，但谁也不会否认，在人类来到澳大利亚之前，火灾就已经是这片大陆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森林火灾，桉树已经适应，包括考拉在内的许多生物也已经适应，但现代人类的城市和村庄却不是那么容易适应火灾。人类活动是复杂的，森林火灾也是复杂的，两种复杂活动相碰撞，就会让事态呈现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集中体现在城市规划上面。澳大利亚的许多人类活动直接发生在森林的边缘，一些城市和森林直接接触，没有任何缓冲空间，这当然蕴含着风险，直到火灾以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方式将其纠正，这是澳大利亚的森林火灾更容易影响城市的原因，也是迫使澳大利亚人做出改变的动力——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城市规划思路发生了转变，认为减少自然灾害的重点除了传统的防灾减灾之外，还要提升城市的灾难适应性，这就是“森林火灾适应性城市规划”。

和澳大利亚相比，中国其实很少有这样的烦恼。自周朝开始，农业就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主基调，但农业种植需要平整开阔的田地，这显然是被植被覆盖的原始林地无法提供的，森林，尤其是文明核心区的森林，成了发展的障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农业文明积极地推广土地治理政策，这甚至一度成为君王是否贤明的衡量标准——在《孟子.滕文公上》中，就有关于舜命人引火烧林发展农业的记载，甚至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族群，都愿意以“我诸戎除翦，驱其狐狸豺狼”作为自己已经文明开化的证据。

远离国家核心的岭南，曾经几乎完全被森林覆盖，但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最后年里，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9成。这种人为活动对森林的影响甚至还能得到反向的证明——在南北朝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导致的人口减少和农业衰退，中原地区的次生林面积重新扩大，甚至连退缩到淮河流域的亚洲象都出现了重新北上扩散的势头，但盛唐开始，文明再次迎来稳定的增长期，森林就再次消逝不见。

人口密集区、城镇附近的森林被消灭，中国的城市很少直接和成片的森林直接相连，这也让中国人极少需要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直面森林大火的威胁，更不需要面对桉树林这样的hard模式的挑战。但即便如此，大兴安岭的5.6火灾还是让我们投入了将近6万人力，付出了人牺牲的惨痛代价，这一点也不值得骄傲。但对于大对数中国人而言，那只是一个发生在遥远地方的遥远故事，那28个生死攸关的日日夜夜，似乎只是个可以和澳大利亚的“4个月”对比的简单数字。

这就是远离灾难给我们带来的疏离感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森林火灾也是自然灾害的一种，它和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一样，拥有人类难以企及的力量。

轻言扑灭森林火灾“不是什么难事”的言论，本质上和轻视地震、海啸一样透着狂妄无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苦难的民族，是一个任何苦难都压不垮的民族，但绝不是一个把苦难当儿戏的民族。要学会敬畏自然。

转载请注明：http://www.abuoumao.com/hykz/1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