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发现美洲,绘制了世界地图吗晚明后在地

明代后期，一批批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中西之间出现了空前的文化交往，现在人们习惯于把这种现象称作“西学东渐”。但那时候的中国，并没有落后于欧洲，反而更加发达，再加上传教士的数量和知识有限，所掌握的知识也是有限的，而传教士所处的国家，却是一个完全不逊色于欧洲的国家，所掌握的知识也要远远超过他们，这就让人不得不相信，“东学西渐”其实是由东方文化所统治的。

所以，“东学西渐”究竟应该属于“西学东渐”呢？年，明代曾制造出一幅名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地图，按照李之藻等人的说法，由传道人利玛窦（下图）所画，利玛窦对中国人讲，说地是圆周，教中国人画世界，利玛窦画的是国外，李之藻画的是中国。不过，在上个十年之交，香港的李兆良，却发觉《坤舆万国全图》跟利玛窦没有关系，它是由郑和的舰队所画，利玛窦等人也是从中国得到的。李兆良说的是真的，这将会颠覆许多关于郑和舰队在非洲的发现、美洲发现、西学东渐等诸多的猜测。

香港作家、生物化学博士、前香港生物技术研究所的前副所长李兆良，于美国东部沿海，偶然地找到一枚“宣德金牌”，这枚黄金造型古朴，只有七公分宽，中央有一面方形的方形，上书“大明宣德御用”四个大字，一般都是明朝的特使，宣德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国名，后以美金购得。根据他的说法，这个黄金是在美国东部沿海发现的，它是由美洲土著居民（之后迁徙至美国的西部）印第安切诺基人的聚居地。

远在美国的明初，居然找到了一块由明初帝王赏赐异族的黄金，这固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确定黄金的真实性。李兆良从金牌文字、对比文献、材料分析等方面得出结论，金牌并非美国人所作。有没有可能是年之后的中国或传教士把它带入美洲？不过，按理说，他们没有必要把一枚前代的黄金送到美洲。

种种巧合使李兆良产生了一种错觉，即宣德时期，郑和的船队曾经在切诺基人的部族居住，有些水手则永久居住于此，因此传授了许多高深的学问，并为切诺基帝国颁发了宣德令。而美洲有一只明军的船队，那就是郑和的船队。

这枚“宣德金牌”是李兆良追寻历史的开始，之后对《坤舆万国全图》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李兆良又有了一个重要的收获。

首先，地图上并没有标明年前欧洲的几座大城市，例如马切纳，欧洲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以及利玛窦的教廷，这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

第二，澳大利亚是西班牙的航海者托勒斯于年首次被发掘，但是该画中澳大利亚被标记为“南方之地”，而拉丁语中的“南方之地”则被译为“南部之地”，之后又被译为英文“澳大利亚”。据中国的文学记载，汪大渊曾经到非洲旅行，途经澳大利亚，他的《岛夷志略》里记载了澳洲的情况，所以郑和很有可能会再次前往汪大渊。

第三，在利玛窦时期，欧洲人并不了解美洲的地理标志，直到多年后，利玛窦才发现了这个地方。

第四，《坤舆万国全图》所参照的母体，是由奥特里乌斯、墨卡托等人绘制的，但相对来说，它们所绘制的地图既简陋，而且有缺陷，如何能成为《坤舆万国全图》的原版？

五、中国各地的地名习惯不在，而在左右，例如：远安镇、清虏镇、威虏镇、土剌河、杀胡镇、斡难河、榆木川。在时，这里与军事和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的政治上却没有任何的政治价值，为什么还要被如此盛大的标记？越南于年后从明朝独立，并以“安南”为名，在中国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这样的记载，但是在这幅图上，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名称“交趾”。

郑和既然有了环球旅行的实力，自然也有了更多的动力，毕竟汪大渊曾经到了非洲，郑和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汪大渊的行程，而是要沿着非洲沿海地区，一路向北。按理说，郑和率领的数千名船员，来到非洲东部沿海，没有任何历史记录，但非洲沿海很远，派出一支小型舰队进行探险是很合理的，如果不前进，那就是违反了常识。如果顺着非洲的海岸航行，越过好望角，就有机会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

此外，唐朝、元朝也进行过大量的天文观察，结果表明，越南的北极星象与北边的观察有很大不同，开封的日蚀与西域的观察也有很大不同，此后，中国制造了地球，元朝的赵友钦也因此而提出了“地圆说”。《元史》上有赵友钦的记录，表明宋濂等人已经认识了地圆论，也就意味着郑和等人也知道了地球是圆的，这意味着郑和的舰队可以进行一次环游世界的探险，所以利玛窦并没有必要让中国人相信，“世界是圆形的。”换句话说，在明初的时候，不管是在确定大地形态、地理测绘、天文知识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技术和能力。

基于上述的研究，李兆良相信郑和的舰队曾到美洲，其后又画出《坤舆万国全图》，在万历时期，利玛窦并未协助画出地图，反而将《坤舆万国全图》传授给了西域。

人们对李兆良的看法表示认同，但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异议，并将之称为“民科”。我认为，有些专家根本没有理由轻视李兆良，《坤舆万国全图》和宣德黄金的事情，现在已经不那么在意了，最关键的是，李兆良的这句话，实在是让人回味。

李兆良在他的论文里写道：「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在于郑和复辟，也非为了中国夺回美洲领土」，而在于求真、求实，「我们读史书时，会说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其实就是根据其他国家的情况来书写。我们以前一直被“西方文化”这个术语所左右，以为中国地理就是利玛窦一手造成的！郑和的案子，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所谓的“西学”，已经深深地感染了中国民众，民众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必须要从长计议。”他终于把自己称为“中国外交历史上的一声哀号，对西方地理学科的影响。”

年以前，中国是骄傲的，对自己的民族有很强的信心，但是，五十多年以后，中国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感到很自卑，甚至要废掉中华的根本汉字，那时，我们对洋人所说的话，都是完全信的，而西方人所讲的“西学东渐”，我们也是信服的，甚至是西方人所说的“中华民族”，我们也是如此。直到现在，中国人对希腊文化的信仰，远超于对中华文化的信仰，甚至超过了对西方的信仰。

但是，“西学东渐”这个概念是在现代才有的，那时缺乏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以为西方在过去无法从我们身上吸取教训，只能从他们身上吸取教训。但是，中华在明代后期的总体上超越了西方，十六至十八世纪两百年间，无论是对中国的赞美，抑或是对中国的轻蔑，都从中华文化里吸取了不少营养。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黑格尔，他一方面在批判中国，另一方面又在《小逻辑》中大篇剽窃了《道德经》，而在他的著作里却没有提到过《老子》。从这一点来看，与“西学东渐”的情况比较，中国受到的西方文化的冲击要大得多，因此，“东学西渐”的说法或许更加正确。

因为欧洲中心论的需求，那些学习中华文化的西方人，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或者把中国的许多成就都用在了古代希腊人身上。德国哲学家R.艾尔伯菲特（R.艾尔伯菲特）在他的《德国哲学对老子的接受》一书中指出：“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创始人，他把非欧洲的文明作为自己的制度的一部分，而把这种非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传承视为一种耻辱。黑格尔认为，希腊人的“芝诺”（但没有照搬他们的），并不是真正的《老子》（《道德经》）。下一幅是《小逻辑》和《道德经》的内容对比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欧美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RobertTampell）在其著作《中国的天才》、《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一文中写道：“有很多事物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很自然，但实际上却是中国的发源地。很久以来，中国的很多原创性研究都被人们所遗忘，或者被隐藏起来。这些东西，有一大半都是从中国流传下来的。”

《全球通史》的撰稿人斯塔

COP2_B，认为，“欧亚在中古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最令人震惊和深刻的变革，莫过于西欧由贫困、落后、不知名的国家的兴起。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很高，工艺水平也很高...西方国家把中国的科技带过来，不遗余力地开发和运用到国外去。而这样的扩展会导致科技的发展。”

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一书中，英国学者怀海德指出：近代之前的西方，除“原始艺术”以外，没有任何技术，并且认为中国是“历史上最大的文化”。

因此，郑和是否找到了美洲，《坤舆万国全图》是否为郑和的航海，都是不相干的，关键在于，“西学东渐”这一观点，在“东学西渐”的时代，是以“东学西渐”为主导的，而在中古以后，“西欧由贫困、落后、默默无闻地发展起来”。

今天，我们要振兴中国，不仅要在物质上重建，而且要在精神上重建，不管李兆良的看法是否正确，他的行动都是应该受到鼓舞的，而且他说，「替郑和的案子，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所谓的西学，对中国民众的态度很重要，必须要检讨一下，以面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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